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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14 議員議案「對發展局局長及教育局局長投不信任票 」發言

 

主席,我認為這類議案不會在本屆只提出一次、兩次,而是可能會有多次類似的議案。主席,這是源於甚麼呢?恐怕是源於本屆政府班子會給予一般羣眾和市民太多所謂“涼粉”的印象,包括有關人士的背景、專業未經審慎考證,以及有關的委任範疇配對出現問題。

 

 

主觀而言,我今天不會就兩位局長所作的事情及被指責的東西作出判斷,因為事實上客觀證據仍未足夠。所以,我今天的發言並非針對兩位的所謂行為或事件而判斷究竟他們應否辭職,或我們應否予以信任。我今天的投票取向,反而會取決於對於這個所謂問責班子的組成、機制,應以何種尺度來量度其優劣?在何種情況應要作出何種懲處,何種情況下要作出最終極刑,無論是撤職或自行辭職?

 

 

在司法制度方面,以本港多年的歷史,相對也有清楚的制度令我們擁有較客觀準則、舉證標準,可據以判斷如何訂控罪、定罪和判刑。但是,在我們的政治方面,特別是在問責制方面,恐怕完全處於非常原始而沒有準則的階段,甚至是“一蟹不如一蟹”。主席,雖然《基本法》第四十六條有提及局長,但我相信所指的局長 對不起,應是第四十八條 完全並不等於我們現在所說的問責官員的局長。我曾經走訪多位當年有份參與《基本法》籌委和草委的人士,他們基本上是完全沒有討論這個問責制的問題,根本完全沒有想過如何執行和落實、以何種準則來判斷優劣,導致好像現在一般,越弄便越不濟,越弄便越令市民覺得,這問責制只是“搵自己友”最方便的機制。

 

 

公道而言,陳茂波和吳克儉兩位局長今次有如此低的民望,當然或多或少跟所發生的事情有關,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市民對整個問責制、整個梁班子委任的不滿。試想想,一位有人力資源經驗或可能有背景的人士,突然負責處理關於教育的事務,又或一位會計界人士,雖然可能曾就地政方面核數,但怎能說服市民,特別是數以百計在有關部門內辛苦地捱上來的專職公僕、公務員,怎能令他們信服呢?

 

 

很多東西令我們覺得在所謂局長的背後,不外是由公務員支撐着,由公務員扯線或捱“豬頭骨”,發生任何事情時,局長便像披着金色的面層包裝般走出來。在這種情況下,每遇有重大的測試時便立即現形,可能根本完全不能應付有關的危機或不能應對問題,這是百試不爽的。

 

 

我剛才在開始發言時說今次不會是唯一的一次,因為我們將會在未來4年內不斷發生這樣的危機,除非我們的局長是超級勤力、超級精明,能在短時間內完全掌握有關範疇的專業常識。但是,如果問我的話,要我突然負責局長所做的工作,恐怕也會是錯漏百出,恐怕也會信心不足,恐怕也會被人指責每每也要找所謂“奶媽”作為擋箭牌,而這是一個政治現實。

 

 

所以,我覺得今次這項議案,其實與其說針對兩個人本身每一件事的嚴重程度,可能也未必足以構成真正的不信任議案。但是,如果考慮整個制度、梁班子的組成、有關委任的準則,以及他們的專長、經驗跟被委任的專責方面的錯配,這些可能真的會構成一項不信任議案的基礎,特別翻看現時的客觀民望,確實會令市民對他們兩位的信任程度達致如此低落。

 

 

主席,我希望今次也是一個機會,讓有關的官員好好地反省,更重要的是讓整個梁班子好好地瞭解現時正發生甚麼事情。又或更重要的 confirmation system,或要就李國能大法官提出的報告作出檢討,好好地研究我們的問責班子,無論在篩選方面或確認方面,在出事時如何處理,以及就有關的錯失作出評核或懲處。這些 全要盡快取得客觀的準則,否則,這類事件只會接踵而來。

 

 

香港並沒有任何party system,沒有政黨制。在其他地方,即使是總統或首相,他們當然有權選擇自己的班子,但這種權力並非指有絕對的個人話事權 無論是“涼粉 ”或是甚麼 ,也要有 party和所謂constraint在內,而並非一個自己能完全話事的機制。香港並沒有這種保險的機制,所以今次出事可說是想當然必會發生的事情。如果不想這些事件繼續發生的話,我們必須盡快,無論在政府的層面或本會的層面,也應要盡快建立機制,讓我們有客觀準則來篩選和任命有關的官員,以及就有關的錯失作出懲處。

 

 

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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